美国医保医疗负担重改革失败多

从人均水平看，美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均医疗支出都要多，达到7000美元。相比之下，瑞士每人每年医疗费用是3500美元，日本大约为2000美元，而土耳其只有446美元。

具体到每个家庭，用于医疗保险的费用也像直升机一样攀升。2000年到2006年，美国工作者家庭的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了84％，而同期个人收入仅增20％。根据美国恺撒家庭基金会的报告，仅2006年一年，美国工作者家庭的平均医疗保险费用同比上升了7.7％。美国专家认为，医疗保险费用的螺旋式上涨，正缓慢地演变为一场危机。

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却不是最好的。2006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尽管美国在医疗保健方面花费了大量资金，但是病人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却低于其他国家。

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5年全美共有2.47亿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占总人口的84.1％。但这张“大网”并非没有漏洞，还有很多人享受不到它的“恩泽”，至少有4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其中有900万儿童。据统计，自1987年以来，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增加了23％。

近30年来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的急剧上升，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人口老龄化；二是医疗服务(包括检查、治疗和护理)复杂化；三是与医疗保健有关的价格上升幅度高于一般的通货膨胀率。

“医疗通胀”是个可怕的顽疾，远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在过去的6年间，医疗保险费的上涨速度是工资上涨速度的4倍。为此，美国的企业缩小了提供医保的覆盖面，从雇主处得到“医疗保险”的工人的比例，已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70％下降到了现在的50％。在过去5年内，随着提供医疗津贴的小企业和提供医疗津贴的雇用不熟练工人的企业数量的下降，提供医疗津贴的公司比例也从70％下降到了60％。

同时，政府的医保负担也在激增。把为穷人和残疾人提供的医保、“政府医保”，以及其他由政府提供的医保加在一起，政府已经支付了美国医保费用的45％。如果包括税收补贴，政府支付的总医保费用已接近60％。但是，由于美国企业限制医保开支，再加上“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退休，这个份额将明显上升。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20年，美国政府的医保开支将比现在增加一倍。由于雇主节约开支、政府又不能为其许诺提供资金，美国的医保体系将面临崩溃。

对于沉疴已久的健康保障体制，改革呼声一向很高。从罗斯福到杜鲁门，从约翰逊到克林顿，美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推行全民健保的运动，但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失败。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杜鲁门总统就想创立一个国家健康保障体系。1971年，当加拿大采用政府管理的健康保障体系时，许多美国政治家也希望这样做。布什总统在2007年度“国情咨文”中，就曾建议削减医疗保险的税负：对于购买医疗保险的个人和家庭，给公民个人减税7500美元，每个家庭减税1.5万美元。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凯特伯克说：“布什的税收提案可能会使医疗保险覆盖人口新增300万人或更多。”

近期改革健康保障体系最大的努力来自克林顿总统。克林顿于1993年至1994年推出一揽子计划，并且举贤不避亲，任命妻子希拉里为改革的负责人。这一举动虽然引发巨大争议，但还是在参众两院顺利通过。原因很简单：对手乐意把这个烂摊子扔给她，看她的笑话。在希拉里的领导下，500多人的专家工作组紧张工作，最终抛出1500多项的改革方案。几乎没有人会认真地阅读这份比辞典还厚的方案。归结起来，希拉里希望成立官方的医疗保险机构，企业雇员通过缴纳工资税的方式向这个机构强制缴纳保费，否则将面临罚金或课税；失业人员则将获得政府补贴。

此举本意在于通过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发挥人多力量大的作用，在与医疗界讨论服务价格时能获得更多优势，同时确保全民的医疗福祉增加。但在企业主看来，尽管雇员和家人的医疗费用负担不断加重让他们疲于应付，但自己公司的医疗保险计划是吸引新员工和留住资深员工的手段，如果政府进行强制规定，公司的竞争力会减弱。对医疗界和保险公司而言，这样的计划将会威胁到自己的收益和市场，自然不能同意。

结果可想而知，克林顿的改革计划胎死腹中，希拉里遭遇政治生涯的重大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