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命田与保险田;2.7亿农民的困惑如何解

今年,是安徽籍建筑工人吴岸林(化名)在北京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时间里,他曾供职于五个装修公司,现在已近不惑的他成了公司的技术骨干。
“作为一名瓦工,我们从事着装修中的第一项工作,每天与泥瓦打交道,整个人都像个‘泥人’。”谈到自己的艰辛,吴岸林一笑置之,“每天早出晚归,虽然生活在北京,却又离北京很远。”
“每年的春夏季节,是工作最忙的时候,最好的时候一天收入能到200元,而到了冬春,活就比较少。”吴岸林说,眼下,又到了装修的淡季了,每年这个时候才能抽出时间回老家看看。
如今,吴岸林妻子、儿子都在外务工或就学,妹妹、妹夫也在北京从事装修工作。在安徽老家,让吴岸林牵挂的就是年过古稀的父母和家中的4亩多农田。
“几亩地如果流转给村里的人一年下来也不到1000元钱,挣不到几个钱。”由于疏于打理,吴岸林家里的田地已经处于撂荒状态。
在北京,吴岸林住在他爱人单位提供的地下室里,虽然阴冷潮湿,可是每月不到400元的租金让夫妇二人觉得物有所值。
“也许有一天,北京不需要那么多建筑工,我就失业了,感觉没啥保障。可是想到老家的一亩三分地,就会感觉心里格外踏实,大不了回家种地嘛。”吴岸林说。
和吴岸林有着同样想法的农民还有很多。由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他们往往把承包地看成“活命田”和就业“保险田”,宁可粗放经营或丢荒,也不愿将土地转手。
然而,随着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农户把农业当副业,有的不再精耕细作,有的甚至出现撂荒现象,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突出。
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近2.7亿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5%。其中外出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到1.7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晓山指出,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面临新的挑战。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平均每个农业生产经营户只能经营9.1亩耕地,每个农业从业人员只能经营5.2亩耕地。这样,如果扣除物质成本后每亩耕地一年的净收益按500元计算,一个农业从业人员一年的纯收入2500元,还不如一个月打工的收入。
“显然,这样小规模的经营农户无法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目的,也无法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和使农民从事的农业经营成为体面和受人尊敬的职业。”张晓山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指出：“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提升农业的经营规模,让农业经营有好的效益,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培养多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针对2.7亿农民工的困惑,韩俊指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必然是一个不平衡的、渐进的长期过程。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要积极鼓励,也不能拔苗助长；既要避免土地撂荒和经营规模过于碎小,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人为“垒大户”。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片的贫民窟,就是因为农民失去了土地,只能单向流入城市,即使没有就业机会也无法再返回农村,结果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避免此类社会矛盾的重要保障。